无论在战前战后，欧洲人的记忆殿堂里好像从来没有给伊斯兰教预留过位置。虽然数以百万计的“新欧洲人”已经闯进了他们的生活。2004年，负责起草《欧洲宪法条约》的105个政治精英中，没有一个不是欧洲背景。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波兰人,他们都是白人至上、基督教欧洲的代表。

或者再说白点,在他们眼里，欧洲天生就是基督教的地盘∶从乌克兰的东仪派天主教，到威尔士的卫理公会教派；从横穿喀尔巴阡山脉的希腊天主教，再到挪威的路德教会，教会势力在欧洲可谓枝繁叶茂。但不幸的是，真正愿意实践信仰的教徒数量，却在日益减少。

20世纪末,西班牙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，占世界总数的60%,但信徒数量却一直在下降,这与修道院位置偏僻、以及人口老龄化不无关系。在法国,仅1/7的成年人愿意去教堂,但每月也就去一次。

在新教背景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,去教堂的人比法国还少。即便在波兰,基督教也在日趋衰落,公民们越来越不把教会的道德训斥当回事。在世纪之交,超过一半的波兰人(大部分在30岁以下)赞成堕胎合法化。

相比之下,伊斯兰教在欧洲的魅力却与日俱增，越来越多的阿拉伯、土耳其和非洲裔移民被吸引而来，特别是年轻人。对这些人而言,伊斯兰教已经成了他们团体身份和集体自豪感的源泉。尽管他们的父祖曾极其努力地想要融入欧洲、入乡随俗。

年轻的穆斯林们则不然∶他们当然不否认欧洲是自己出生的土地、是“老家”，但这构不成阻止他们认祖归宗和信仰宗教的理由。尤其是女孩子,她们开始穿戴传统服饰、佩戴宗标志。这么做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,但更多时候，是对父辈妥协态度的一种反叛。

对此，反应最大的是法国。2004年，国民大会以494票对36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一项法案∶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任何宗教标志。这项以摘掉穆斯林女性头顶纱巾为目标的政治举措，其实是种族偏见被极右势力转化成政治利益的结果。与此同时，欧洲的“反犹太主义”，在4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趋势。

在美国,“反犹”已经成了部分“仇欧”政客和学者攻击欧洲的一条大棒。他们认为，法国、比利时或德国的反犹活动复辞了欧洲的黑暗历史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甚至有文章声称，这是犹太人自二战以来悲剧历史的继续。美国驻欧盟大使克威尔・施纳贝尔，也曾向犹太问题委员反映∶欧洲的“反犹”倾向，正在往1930年的糟糕形势发展。

这些言论很有煽动性,却明显深受误导，还搞错了对象∶“反犹”属实，但动手的却不是欧洲人，而是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移民。驱使他们“反犹”的，是阿拉伯国家在中东战争中的失利。

尤其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领后，巴黎、里昂等地的穆斯林青年更是悲愤交加,加之“故乡”当局不断的舆论刺激，他们就顺理成章的把欧洲的犹太邻居当成了报复对象。

于是在欧的犹太人倒了大霉:他们的社区建筑被涂鸦,公墓被亵渎,学校和教堂还会收到炸弹包裹,甚至还有犹太青少年、或犹太家庭被遇袭的情况。

以上不难看出，欧洲人这个锅背的是比较冤枉的。“反犹”的性质，更多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种族仇视，只是“战场”恰好在欧洲，属于欧洲版的“中东战争”。虽然欧洲人也不是什么好鸟，但时过境迁，在寻找发泄不满的替罪羊方面，犹太人已经不是他们的首选了。

的确，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很低，但法国在2004年1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发现,虽然有10%调查对象讨厌犹太人,但反感“北非人"的比例竟达到了23%。针对阿伯人和阿拉伯族裔(来自土耳其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赛内加尔等)的种族袭击,比犹太人遇袭事件要多得多。在欧洲的一些城市,种族仇视甚至成了“当地一景”。

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德国，他们的极右势力复活时，并没有费心去细分德国的移民到底是从哪来的、信什么宗教，而是把所有的移民都一棍子打死。

在美国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仍被视为遥远的挑战、异端和敌人,所以他们才搜肠刮肚的寻找开战理由。但欧洲的立场则不同，尤其是在法国,“中东战争”已经跑到了他们的家门。然而法国政府不仅未能平息少数族裔之间的冲突，还因为不合时宜的自大而深陷其中，引起了一连串针对法国人的恐怖袭击。